1969年10月，我在总参第十八测绘大队受命承担西藏昌都地区1︰10万航外测绘任务。位于昌都南100多公里亚洲海拔最高的飞机场邦达机场选址也在同时进行。当时空军勘测设计单位与我们测绘小分队同时进驻邦达草原。为测量航外控制点，我和两名测绘战士与一名藏族向导在距草原西50多公里的怒江边选择一处废弃的羊圈作为临时突击营地，头一天做好各项准备，第二天一早趟过结有薄冰的河沟，为争取当天完成控制点观测任务，每人都只穿一身单衣。携带了必须的仪器设备，我背着30多斤重的经纬仪、还有望远镜、 手枪、水壶和不能再少的干粮，过冰河仅穿的短裤已被打湿，腿已被冰冻得失去了知觉，上了岸顾不得穿上衣裤，一口气在很陡的碎石夹灌木的山上手脚并用攀爬待腿有温热感才穿好裤子，山陡无路要找一处歇脚的地方很难，快到中午12点又饥又渴，路程还有一多半，每个人带的水一次只能喝一口，干粮也只吃一小块，在继续爬行中，我让年龄最小的战士帮我拿水壶，让他和向导慢慢前行，因为我也口渴难耐，趁他不注意我用小勺子将一手掌大的凹石坑浸泡有野兽粪便的黄色雨水一勺一勺接连喝了四、五口，山路难爬且很险恶，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都有积雪，在向阳的一侧满是雪山风化碎石，伴随登山脚步一阵阵向山下滚落，听见有滚石响动，成群的藏羚羊受惊吓在山腰奔跑，将乱石带动滚向怒江。当感觉疲惫想稍作休息时一看时间已是下午3点，距离海拔6000多米的控制点还有很远，这时我后悔将上山路程及难度低估了，静下心来思忖，若继续爬山赶路越爬越累越险，万一不慎失一脚即有可能随乱石滚下怒江，想到此感到后怕。我问体力最好的藏族向导如何保证安全上山并告诉登上山顶有半个小时即可完成测量任务，他二话不说将所有重物都背在自己身上，然后大家手牵手走稳每一步，最终胜利爬上了山顶，争分夺秒测量至晚上9点，方收测下山。上山很艰险下山更危险，体力严重消耗穿越在乱石的山崖，随时都有失足危险，为防万一在一处不足2平方米的山梁凹处停下来，我告诉大家最后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停下来烤火露宿，大家分头找野草灌木，将一根较粗的烂木桩燃烧火力很旺，大家相互依偎着，烤前面背后冻得疼，烤后背前面冻得疼，不停变换烤火姿势，一整夜都没合眼折腾到天亮，大家用最快的速度下山回到了临时宿营地—怒江边的破羊圈，值守在渺无人迹的深山沟那位年轻战士终于盼到大家平安归来，他笑着哭诉道在恐慌中几次想鸣枪壮胆，他说提心吊胆一整夜，最怕的就是我们发生意外。

     住在邦达草原一次下了大雪夜里睡在2平方米的尼龙帐篷里，很厚的积雪压在身上下面是暖化的冰雪水，因为爬山劳累依然熟睡到天亮。

    每一次从野外收测返回驻地的路上，年轻的藏族向导总想找机会出我的洋相，在我不备时将我骑的马弄惊吓而狂奔，他想考研我骑马的技术与胆量，我不仅没被摔下马还能飞奔在他的前面，藏族小伙看我骑马飞奔在草原上的英姿佩服得伸起了大拇指。